合同诈骗罪、掩隐罪数罪并罚委托苏义飞、李琦律师辩护，认罪认罚阶段获缓刑量刑建议
合同诈骗罪、掩隐罪数罪并罚委托苏义飞、李琦律师辩护，认罪认罚阶段获缓刑量刑建议
2026年10月12日，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苏义飞、李琦律师承办的L某涉嫌合同诈骗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一案，在检察机关未认定自首情节的不利局面下，通过认罪认罚阶段的精准量刑协商，以全额退赃并取得被害人谅解为突破口，成功说服A县人民检察院对合同诈骗罪、掩隐罪数罪并罚案件提出缓刑量刑建议。目前案件尚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已同意在L某全额退赃、取得谅解的前提下建议适用缓刑。
自首“落空”后的策略转向
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苏义飞、李琦律师在辩护意见书中原本力主L某具有自首情节。到案经过显示，L某系经电话通知后主动至公安机关接受讯问，辩护人据此认为其符合自动投案要件，且首次讯问中已供述“提前支付4万元买钢板”的事实，足以体现事前通谋的核心事实，应认定自首。
然而，检察机关审查后未采纳自首意见。面对这一挫折，辩护团队迅速调整策略，将重心转向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量刑协商。根据刑事诉讼实务规则，自首未被认定并不意味着从宽路径关闭：坦白、认罪认罚、退赃退赔、被害人谅解等情节仍可叠加适用。苏义飞律师团队随即向A县人民检察院明确表示L某自愿认罪认罚，并围绕涉案金额重新核算、从犯地位确认、全额退赃与谅解落实三个维度展开量刑论证。
金额扣减：数罪并罚下争取缓刑的“数字命门”
辩护意见书的核心主张之一，是要求将立案前同案人员已支付给被害人的押金、租金从犯罪数额中扣除。按此计算，合同诈骗罪金额从检方可能认定的37万余元降至247,484.96元，掩隐罪金额为131,850元。
这一扣减对缓刑争取具有决定性意义。合同诈骗罪“数额巨大”对应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即便有从犯情节，基准刑仍在三年以上徘徊。将金额压至接近三年以下档位，是合同诈骗罪与掩隐罪数罪并罚后宣告刑能够落入缓刑区间的数学前提。辩护人依据B某、W某、X某三人的询问笔录，逐笔列明立案前已获偿款项，以在案证据而非单纯辩解的方式提出扣减请求，增强了说服力。同时，案发后公安机关从L某处扣押的25块钢板已返还被害人，辩护人将其定性为退赃额，进一步强化了“实际损失已部分挽回”的论证。
从犯认定与数罪并罚适用缓刑的法律论证
在合同诈骗X某钢板的犯罪事实中，辩护人指出L某对诈骗对象选择、行为实施均无决策权，仅因事前通谋提供4万元押金而被以共犯论处，应认定为从犯。这一意见若被采纳，依法可比照主犯从宽处罚，与认罪认罚情节形成叠加效应。
针对“合同诈骗罪、掩隐罪两罪并罚能否适用缓刑”这一实务中常见的疑虑，辩护意见书援引了199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复函，明确数罪并罚并非缓刑的法定禁止事由，只要决定执行的刑罚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且符合缓刑条件，依法可以适用缓刑。辩护人进一步以“举重以明轻”论证：掩隐罪对被害人造成的财产损失并未扩大，其社会危害性小于上游合同诈骗罪，在量刑上理应轻于上游犯罪。结合淮南市辖区内合同诈骗罪从犯获缓刑的类案检索，辩护人向检察官展示了数罪并罚案件适用缓刑的实践可行性。
全额退赃取得谅解，检察官同意缓刑量刑建议
在自首情节无法认定的情况下，苏义飞、李琦律师将认罪认罚作为核心从宽抓手，并将退赃退赔从“意愿”落实为“行动”。辩护团队协助L某与被害人沟通，完成全额退赃并取得被害人谅解，将谅解书作为认罪认罚协商的关键材料提交检察机关。辩护意见书中特别强调，积极退赃退赔是修复被侵害法益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L某的退赔行为表明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较低。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可了辩护人关于金额扣减、从犯地位及退赃谅解的意见，同意在认罪认罚基础上，对合同诈骗罪、掩隐罪数罪并罚提出缓刑量刑建议。目前案件尚待法院审理，辩护团队将继续跟进审判阶段，争取缓刑判决落地。
案件承办律师苏义飞系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学士，执业以来办理无罪案例48起，多起案件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典型案例及律所十佳刑事案例。李琦律师系苏州大学法律硕士研究生，曾于法院工作，参与办理的多起案件取得撤案、缓刑等良好效果。本案的办理再次体现了认罪认罚制度下，即便自首等法定减轻情节存在争议，面对合同诈骗罪与掩隐罪数罪并罚的量刑压力，通过精准的金额辩护、从犯认定与全额退赃谅解的组合运用，仍可在审查起诉阶段争取到缓刑量刑建议，为审判阶段的缓刑判决奠定基础。